廈門記憶：精神病醫院

廈門記憶：精神病醫院  


 攝影袁冬平

父親說：每次運動來了，病人就增多了。

精神病院，這名字聽起來讓人不寒而栗，而對我來說這家醫院只是名詞，我一點也不畏懼，因為父母都在這家醫院上班，他們從年輕時一直干到退休。我從小就在這個醫院摸爬滾打中長大，我能熟悉地說出病人吃的各種藥名、各種治療方式、以及病情的各類名稱：如狂躁型，妄想型，青春型，抑郁型等等。我也見證了醫院從簡陋的病房到最終醫院大樓落成，從民政局轉為衛生局，從單一的精神病科到最后綜合醫院。名稱也從精神病防治院改為仙岳醫院。

我學齡前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這家醫院度過，我喜歡這里漫無邊際的環境，遠離城市的喧囂，與大自然融為一體，我可以玩城市孩子心驚肉跳的童趣，如：揭瓦掏鳥窩，上山敲松果（樹雷），釣魚，捉螞蚱，挖地瓜，到田里摸田螺，捉小魚，還可以近距離識別各種蛇類、鳥類。每個月父母休息天才將我們姐弟帶回幽靜的鼓浪嶼，那時候我就像鄉下小孩進城里，會暈車也會暈船。兩天后父母再把我們帶去醫院，把我們反鎖在宿舍里，我和弟弟從宿舍窗戶欄桿鉆了出去，溜到醫院后山去捉螞蚱，醫院就在山腳下，山上有一個大墳墓，據說是附近村莊的有錢人家的祖墳，占地面積約一兩百平方米，干凈又寬闊的水泥墓園成了我們的游樂場所，我喜歡坐在墓蓋上方，俯視醫院的全景，等到父母快下班了又若無其事地沿山路跑回去，從欄桿鉆回宿舍，到了吃飯時間，父母從食堂打飯菜回來吃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這家醫院職工每天早上都在早請示晚匯報，醫院緊跟革命形勢，進駐軍宣部，工宣部，他們組織醫務人員和部分病人一起學習毛主席語錄，結合一根銀針治百病，使用中藥給患者治療，一時間，病房門口擺了一整排的爐子點火燒炭忙于熬中藥。不知從哪里獲得藥方說用死人的頭蓋骨熬湯可以治愈精神病，院長馬上組織幾個黨員干部，派他們去墓穴里專門掏那些頭蓋骨。醫院后山墳墓很多，要找頭蓋骨并不難，他們只能選擇晚上出發，掘墓人帶著手電筒，有的拿鋤頭，有的拿鐵鍬，有的拿麻袋準備裝頭蓋骨。據那些回來的人說：每當挖開一個墓穴，他們就集體跪在那里嘴里念念有詞：我們是奉某某領導的指示來的，你有怨有仇要都找他去，不要來找我。后來一麻袋的頭蓋骨有沒有給病人熬湯喝就不清楚了。

醫院還買來很多三合板，在每片三合板上畫了一個個芭蕉扇大小的語錄牌，根據描好的樣式鋸成一塊塊，填上紅顏色畫一個紅太陽，底下三朵黃燦燦的向日葵，所有職工每天早上都要帶這個牌子對著毛主席照片：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！身體健康！晚上集體在禮堂開大會，唱語錄歌曲，有時候將某某醫生抓起來批斗，掛牌，戴紙帽。我眉頭上一塊疤痕就是我對著毛主席照片看得太入神，疏忽了前面的臺階而摔倒，保姆阿姨抱起我時，鮮血染紅她的衣襟和袖子，我還記得自己拳打腳踢被按在病床上縫合三針。父母一氣之下把小保姆解雇了。

我常常陪著母親值夜班，等到半夜就有點心吃。我拿一條長椅躺在室外看滿天星星，母親忙完工作后就會跟坐在我身邊，對著天空教我識別牛郎星，織女星，還有天狗星，太公釣魚星等等，那時候天空的星星密密麻麻數也數不清，夏天的夜空是藏藍色的。到了交接班時，每個值夜人員都能分到一大口杯的面條，那份面條被我和弟弟一人一口吃光了，母親在一旁看著我們吃，一邊喝著白開水。

在特殊崗位上工作的父母，難免會受到病人的暴力。父親的門牙在三十幾歲時就被病人打落了，從此鑲上假牙；母親在一次值夜時，被一位病人嚇得魂飛魄散，一位病人喊著要喝水，母親提著水壺過去，一張猙獰的面孔正對著她笑，母親一連退了好幾步，水壺也掉在地上。原來病人將牙膏涂滿整張臉，又用黑色鞋油把頭發涂得厚厚豎起來，露著一口黃牙，病人為自己惡作劇得逞樂得哈哈大笑。還有一次，我母親進病房派藥，一個病人要搶她的口罩，母親說：我換個干凈的再給你，冷不防一個拳頭將我母親擊倒，后來母親被診斷腦震蕩，從此落下偏頭痛。

醫院常常送來各種類型的精神病人，有男有女，有的開車送來，有的坐在三輪車被五花大綁送來?？裨晷偷拇蠛按蠼校械姆怕暩吒瑁菑埬樢驗榀偪穸b獰。抑郁型的沉默不語，這類病人最可怕，常常有自殺傾向，是醫務人員最擔心的對象。他們發病的病因各式各樣：有上山下鄉想不通而發瘋；有出身問題上不成大學而瘋；有談對象被蹬掉而瘋；還有因為丟了一條褲子而瘋。病人有的是家族遺傳，有的屬后天環境刺激，還有一些是裝瘋，這樣的人一般是政治犯，戴著手銬被公安局送過來，通過醫院觀察幾天，真瘋假瘋一目了然。父親說：每次運動來了，病人就增多了。醫生向家屬問完病情后就開始寫病歷，定病情，下處方，再不鎮定馬上注射一針，不一會兒，那病人就暈乎乎睡著了。進入病房后，所有的病人都換上統一顏色的條紋服裝，衣服上還印著紅色編號。醫院上班時間到就敲鐘，那銅質鐘聲悠揚且帶有回音。如果遇到緊急情況，值班人員會敲亂鐘來叫醒職工，這種情況一般是遇到病人有意外或者出了事故。

醫院大門邊是傳達室，也是掛號窗口，負責掛號的人員姓林，我們叫他“老林伯伯”。老林伯伯是臺灣高山族人，是解放期初被共產黨俘虜的國民黨兵，他一條腿被子彈打傷，走路那條腿不能彎曲，墊一腳拖一腳。他的太太比他年輕很多，小麥色的皮膚，瓜子臉，笑的時候一對深深的酒窩，她愛美也愛照相，照了各種各樣的照片，我常被她家玻璃板下的靚照吸引住，她在醫院食堂工作，經常變花樣改膳職工的伙食，他們的子女跟我年齡差不多，都在鼓浪嶼上學，只要學校放假我們就結伴一起到醫院找父母。那時從輪渡買一毛錢車票可以坐到終點火車站，再從火車站步行到蓮坂，經過華僑化工廠，下個坡走田埂，再走一程路，這條路兩排樹林，中間一條黃土路，盡頭是一家水泥管廠，再往前走有一個軍營，經過軍營后才看到精神病院大門，這一段路程大約需要走一個小時，我們一路說說笑笑卻也并不覺得累。

時隔多年后，有幾次我到醫院辦廣告業務，醫院大樓矗立在顯眼之處，后山的大墳墓也不見了，當年那些醫務人員多數退休了，新的領導不認識我，我也不認識他。為了做業務我還跟他說明自己是醫院職工子弟，他勉強給我做了些業務。我走出辦公室，看到小時候種的那棵小桔子已經長成碗口粗大樹，只是樹上不掛一個果，滿樹枝葉都在朝我招手微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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